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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电子游戏摆脱网址:中国出版第一人张元济 深入书林寄此生 | 封面人物

时间:2017/12/12 11:25:41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浏览:0  评论:0
内容摘要:他是开明的大儒,清贫的巨商,中国出版第一人,主持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达半个世纪,历经时代剧变,点燃簇簇文化灯火,至今仍未黯淡从清廷到民间1898年6月16日,天还未亮,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来到京城西郊颐和园朝房等候光绪皇帝召见。这天朝房里有五个人——康有为、荣禄、张元济和两位即将赴外省的知府。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和荣禄大谈...
他是开明的大儒,清贫的巨商,中国出版第一人,主持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达半个世纪,历经时代剧变,点燃簇簇文化灯火,至今仍未黯淡 从清廷到民间 1898年6月16日,天还未亮,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来到京城西郊颐和园朝房等候光绪皇帝召见。这天朝房里有五个人——康有为、荣禄、张元济和两位即将赴外省的知府。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和荣禄大谈变法。荣禄是慈禧太后宠臣,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架子十足,对康有为的慷慨陈词不置可否。 二位新知府依次见过光绪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又一刻钟过去,康有为出来了,张元济被传唤进勤政殿旁的一个小屋子里。 光绪端坐在一张扎着黄桌帏的书桌后,张元济跪在桌旁。一君一臣相对。 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忧心忡忡:“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两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 张答,皇帝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 光绪听罢叹一口气:“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张元济沉默。 光绪遂将话头转到张元济与朋友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通艺学堂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英文学堂。1895年,在刑部任主事的张元济与同僚张荫棠等人结为“健社”,“约为有用之学”,次年又设馆授读英文。求学者渐多,张元济等人便在英文学堂的基础上联合集资筹建西学堂,后依严复的建议改称通艺学堂。张与同僚给总理衙门呈文,强调通艺学堂的来学者多是京官与天分聪颖的官绅子弟,“中学”已有相当基础。通艺学堂实质上是一所精英学校。 这与张元济所受的传统教育一脉相承。 生于广州纸行街的张元济,14岁随母亲回故乡海盐定居。他的早年生活平淡无奇,而脚下那片古老的神州大地却涌动着激变前的暗潮。伴随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新知识和新看法”,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像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说的那样“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提供了某些机会。” 历史的变动需要时间,科举一时还未能被取替。张元济上的是传统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13岁那年秋天,广州乡试发榜,张元济的父亲在灯下拿出这一年的闱墨,为他讲解第一名的文章。他的早慧使他完全能够领会父亲的用意和希冀,发愿“他日余亦必为此以娱吾亲”。自1884年考取秀才起,张元济用八年时间走完科举功名路,成功点了翰林。在翰林院研习两年后,他进入刑部任主事。 正式踏上仕途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被打败之前一直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大家从睡梦里醒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张元济说。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会员在松筠庵、陶然亭定期集会。张元济虽非会员,也时常参与其间,思想逐渐趋向维新。1896年,张元济参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获选充章京,欲“于外交上稍效绵薄”。 但总理衙门给予他的只是浮沉郎署的现实。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上,他提到恭亲王奕䜣为德使觐见时下轿的地点与对方争论不休、总署官员在日本皇太后丧事上荒唐无礼。旧官僚的众生相,迫使他转而开辟其他能够“有所为”的渠道。 “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抱持这种启蒙意识,他把主要的心智和精力用在了通艺学堂的擘画上。 通艺学堂设立半年后,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张元济,称其“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 但在变法开始的第五天,即张元济晋见光绪前一天,光绪最忠诚的支持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被开缺回原籍。翁同龢被开缺的消息、君臣相对时光绪的叹息,以及荣禄对康有为的冷漠,使张元济敏感地觉察到变法前途的艰险。7月27日,张元济写信给维新人士汪康年,坦言自己的忧虑:“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9月5日,形势越发严峻,张元济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上了一道近七千字的奏折,主题为“时局维艰,变法自强亟宜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奏折上达这天,光绪任命谭嗣同等四京卿参与新政。党争激化。张元济此举,无疑是将自己置于险境中心。 在守旧派势力发动政变之初,张元济亲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企图说动这位国家重臣出面干预,挽回败局。 “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 李鸿章惊讶地瞪大眼睛,看了张元济许久,默然无语。 之后,朝廷缇骑开始四处追捕维新党人。张元济仍照常到署值班,静候逮捕,因为他怕缇骑到家惊及堂上老母。最终,张元济与同僚王锡藩、李岳瑞同被“革职永不叙用”,处罚比预想的要轻。张元济见到官报,送给母亲看。母亲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言下抚慰再三,张元济不由得“捧母手而泣”。 1898年10月,张元济举家南下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大都市聚积了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容纳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多年后,张人凤回望祖父的选择,“一半是出于被迫——京城里是住不下去了,而更为重要的一半,是他认识到今后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教育、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志向,必须使自己融入民间,而上海正是实现这些愿望的最为合适的场所。” 抵达上海半年,在李鸿章的关照下,张元济接受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创办人盛宣怀的聘书,出任公学译书院主事。 1901年,公学总理突然病故,由张元济兼任此职。在任内,张元济创建了特班。设立特班的初衷,按盛宣怀的说法,是“造就桢干大才”。张元济为这批才俊聘请了一位总教习——他的老友、刚从绍兴来沪不久的蔡元培。特班虽然只有一届,却出了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初创时期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公司 以出版提携多数国民 在南洋公学期间,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张元济致信盛宣怀,提议广设学堂:“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张元济已看清,比起培养人才,普及教育更为紧迫。 亲历时代剧变,张元济的视野和胸襟显现出非往昔可比的阔大气象,留在南洋公学对他来说已经“无可展布”。恰在此时,商务印书馆的主人夏瑞芳在一次购买日文译稿付印销路不畅的经验中体会到,办出版非得有自己的编译所不可。再者几位股东都是工人出身,学问知识有限,他要为商务寻觅一个掌舵手。 张元济因主持译书院的工作,与夏瑞芳早有接触。翰林出身的他,能够为夏瑞芳提供很多意见和机会。夏的才干和商务的口碑,也给张元济留下不错的印象。当夏瑞芳邀请他入股时,他考虑了一番,答应了。身为“工薪阶层”的张元济,还动员夫人许子宜售去首饰,好得到资金入股。 夏瑞芳的最终目标是把张元济本人拉进商务印书馆。一天,他问张元济:“既然你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张元济以玩笑的口吻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瑞芳连忙答复:“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为了表示诚意,夏瑞芳开出350两的月薪,而张元济任译书院院长的月薪实际只有100两。 张元济很受感动,也看到了出版业发展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夏瑞芳与他志同道合。“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是他们的约定。1903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的职位,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 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上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张元济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出版事业赋予了“开启民智”的灵魂,定下了不俗的格局。 张元济进入商务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主持一整套新式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 1902到1904年,清政府先后两次颁布新学制。后来科举被废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教材之缺,成了相当紧迫的问题。张元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聘请学者高梦旦、蒋维乔、庄俞,以及日本顾问小谷重、长尾桢太郎等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编辑队伍,率先按照新学制,编印出版“最新”系列教科书。 虽然在此之前,有些新式学堂已开始师法欧美教育模式,编写“课本专书”,但多为教习利用授课之余的闲暇时间所编,只能说聊胜于无。为了保证教科书的质量,张元济放弃个人包办,改行“圆桌会议”,集思广益。曾亲任其事的庄俞回忆,当时编辑围坐一桌,几乎每编成一课,都要互相切磋,直到多数人认同为止。 经过半年多的校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在1904年3月底出版,顾客蜂拥而至,挤占了门口。此后,商务又陆续推出了修身、格致、中外地理等一系列教科书。1906年,学部选定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暂用书目共102册,其中商务占54册。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定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以出版“昌明教育,开启民智”。1904年,慈禧七十整寿“恩泽天下”,因变法被革职者,除康、梁外,一律官复原衔。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他辞谢不就。以翰林之身致力于普通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张元济甘之如饴,他对汪康年表示:“弟近日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10册是张元济亲自编订的。他认为,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果仅具有新知新学而在人格上东倒西歪,那么这种新教育仍然是失败的,并无补于“智争之世”。 这套教科书在内容上有了重大突破:全书不提“忠君”,摒弃“三纲五常”,加入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博爱等为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所不容的新观念。“守法”一课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立志”一课讲“立身岂必居官哉!勤学笃行,修业不怠,即为农工、为商贾,亦各有自立之道”。给学生传递的是上下平等、职业平等的新思想。 张元济主持编译所之初,除以编纂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林纾、伍光建译的西方小说,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学术名著。据胡适说,《天演论》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原名胡洪骍的胡适,就是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择取了“适”字作自己的表字与笔名。 报刊开通风气的作用,张元济亦早有着意。1901年,他与蔡元培等人创办《外交报》,是他编译书报的最初尝试。进商务后,他又组建班子相继推出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涉及各个领域的刊物。 1903年5月27日,张元济主办的《绣像小说》在上海创刊,聘请寓居上海的李伯元任主编兼主撰 正如张元济所说,“凡欲知一国之典章制度,必熟谙其国之语言文字,而后能触类旁通,毕窥奥㝔。”作为语言载体的辞书在传播知识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编辑出版工具书被认为是“事烦而益寡”的甚难之事,张元济始终致力于开拓这块领域。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典——《辞源》。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则是商务外文工具书中的佼佼之作。颜惠庆生长在一个半美国化的家庭,17岁赴美攻读五年后归国,在上海圣约翰学院任教,时常到商务印书馆访书。他那非同寻常的仪表和气度,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了解颜的资历与学识后,张元济热忱邀请他加入编译所。但颜惠庆只同意在馆外替商务编纂英汉词典。张元济不强人所难,便登门拜访,请他主编《英华大辞典》。颜惠庆与一班同人接受了重任,于三易寒暑之际完成。出版后,从不轻易许人的严复,盛赞这部融合了英美两大传统的辞典“蒐辑侈富,无美不收,持较旧作,犹海视河”。 教材、译著、古籍、辞书、杂志,这五大精品出版物构成的体系,由张元济奠定,成为商务的传统。 开明开放 休休有容 五四运动狂飙突进。作风稳健的商务开始显得落伍了。 积弊首先在杂志这类最为敏感的出版物上暴露出来。《小说月报》的主编杜亚泉所持东西文化调和论,与五四的主张扞格不入。陈独秀两度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严厉驳斥杜的观点。接着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北大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将矛头毫不客气地指向商务。初生牛犊不怕虎,罗家伦尖锐地抨击商务主办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和《妇女杂志》是“市侩式的杂志”,“若不根本改良,真无存在的余地。” 商务刊物的声誉一落千丈,累及图书。到1919年初,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 形势逼人。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商务能否重新肩负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内老雇员很多,大都用文言文,跟不上新形势,张元济深刻地指出,“公司中十余年来已养成一种惰性,与谈改革格格不入。”于是他顶住各种压力,实施“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刊物开始。 1921年,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将《小说月报》主编的大旗授予茅盾,这位新主编将鸳鸯蝴蝶派彻底请了出去。杂志改革后的首期,推出一篇《改革宣言》,阐明在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余,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携手并进,鲁迅、叶圣陶、冰心、郑振铎等成员的名字活跃在每期刊物中。“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片沃土上扎根,向新文化运动输送不绝的资源。 1936年,按照传统算法,张元济70岁了。人们为他祝寿,但他是最反对做寿的。于是,蔡元培、胡适、王云五别出心裁,征集了21位名人、学者的论文,交由商务编印成《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友人称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挚友蔡元培非常相似。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曾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给予来学者极大的自由。他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张元济同样开辟了一个让各种思想尽情“对话”的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认为,“张元济作为一个出版家,具有事业家非常重要的一种素质,就是开明跟开放。比方说在五四的时候,五四新文化搞的那一套东西,跟他的整个文化观,当然是有差异的。但是,他还是积极地支持新文化。同样地,那个时候,陈独秀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也跟张元济的理念、看法是有区别的,他不会去支持,但是,他觉得这个不妨碍。作为一个出版家,他应当让这些人有平等对话的机会,所以他不排斥。除了政党色彩特别明显的,像孙中山的东西,康有为的东西,他不出之外,其他的东西他都是支持出版的。从新文化的一直到反对新文化的,这些东西他都出版。” 胡适曾经给商务拟议出版一套常识丛书,他列了25个书名,张元济看了这个选目之后,在旁边批注,“拟加布尔什维克”,意思是你的选目里缺这么一本,应该加上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应当把它介绍给大家,让大家了解。 当现代中国的不同意识观念之间彼此日益紧张乃至非要争个你死我活时,这份雅量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与蔡元培还有另外相似的一点,就是张元济善于和社会上的各种人交往,有“和而不流”、“群而不党”的君子风度。他与一些前清的旧臣遗老保持交谊,其中有沈曾植、缪荃孙等,因借印古籍善本,与思想极顽固的叶德辉亦有交往。他的朋友中,既有北洋时期的政界名人熊希龄、汪大燮之辈,又不缺梁启超、蒋百里等研究系人士,甚至还有国民党方面的唐绍仪、吴稚晖等。新文化运动时,胡适被守旧派视作“异端”,而张元济坚邀他来沪主持商务编译所工作。连痛批商务的罗家伦,张元济也请他担任馆外编辑。张元济不是一个很有成见的人,反映到商务的经营出版上,便是“休休有容”。 “休休有容,所以不同体系的学人都支持商务。最新派的,最守旧的,都在这里面。有容乃大,所以商务能够做成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周武说。 1909-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装订书部内景 图 / Frabcis Eugene Stafford 文人的舞台与庇护 张元济本是文人,但他又是一个“重事业,轻著述”的人,这使得他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一幅奇妙的图景——以企业家身份为文人提供舞台与庇护。 林译小说和严译学术名著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双璧,若没有张元济的慧眼与支持,它们的光芒不会散发得如此极致。 戊戌变法开始后,严复亦曾受到光绪的召见,在此期间与张元济结交。严复在政变之后致信张元济说:“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两人的感怀思虑是相通的,张元济对老友致全力于翻译事业以开启蒙昧非常理解。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除了就译书事宜向严复虚怀请教外,还积极为出版严译提供各种便利和优厚待遇。 1901年,张元济于上海南洋公学 在出版《支那教案论》之后,张元济致信严复,表示愿以二千两银子购买《原富》译稿;严复回信说已列入北洋书局包译书目。不久因北洋书局的延宕,严复重新求助于张元济,并希望“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张元济答应了他的要求,除了支付稿费,还同意另给20%的版税。这一优厚报酬,当时严复是无法从其他出版商那里获得的。《原富》出版后,南洋公学以经费不足为由少报销数,借以克扣严复应得的版税。张元济又出面代他向公学当局据理力争。 张元济进入商务后,严复感其“相为之诚,无微弗至”,故除了已售出的《穆勒名学》《群学肄言》,所有译著均交由张元济组织在商务独家出版,已售稿后来也由商务购得版权。虽然民国建立后,严复与商务的交往减少,但他存于商务的稿酬、版税以及成为头号个人大股东后的红利,维持了他的晚年生活。 林纾翻译的欧美文学作品,哺育了民国一代文人。钱锺书曾说,接触了林译,才知道西洋小说那么迷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林纾本人其实不谙外文。翻译时,是由懂外文的人向他口述作品的意思,他再用文言文翻译出来。 张元济也很欣赏林译作品。福建木刻刊印的《茶花女》出版后,他还将书带回家给高龄的母亲阅读。1903年,林纾的福建同乡高梦旦加入商务编译所,商务与林纾的联系日益密切,林译小说开始收入“说部丛书”陆续出版。由于林译小说受到读者热烈的追捧,商务又将其从丛书中全部抽出来,以《林译小说》为名重新结集整套发行。 林译小说大致以1913年为界,前期的译作“感情真切,文字生动,令人爱不释手”,但到了后期,也许是为了多得稿酬,粗制滥造,质量下降。在同事持拒绝态度时,张元济还是坚持收稿: “梦旦查告,琴南(林纾)小说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梦意似太多。余意只得照收。已复梦翁。”(《张元济日记》1916年8月10日) “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余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张元济日记》1917年6月12日) 考虑到林纾是老作者,对商务的贡献巨大,但稿件质量也要保证,张元济便亲自改稿,改好后还送译者本人过目。大出版家的风度,于此可见一斑。 商务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后,张元济开始积极谋求与高等学府、民间学会“结盟”。 1918年,张元济、蔡元培分别代表商务和北大达成协议,由商务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合同规定,印数不足2000册,亏损由商务承担;如赢利,则按照北大六、商务四分成。对于这个案例,商务后来的总经理陈原叹道:“这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罕见的‘买卖’。” 另外,商务与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人联合创立的尚志学会,梁启超组织的共学社,郑振铎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皆有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这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真诚而有力地扶植这些小团体,历数十年而不改初衷。 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研究会因为与实力最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合作,得以执中国文坛牛耳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反例的创造社,与又穷又乱的泰东书局合作,结果《创造季刊》没出几期就停刊,创造社的几名大将郭沫若、郁达夫等也各奔东西。 幕后的实干家 张元济主持编译所期间,商务的出版物明显带着他的文化关怀和理想色彩。总经理夏瑞芳则包办事务性工作,两人配合无间。这是契合张元济士人身份的工作状态。 而身为董事元老的张元济,还难得地兼备经营才干与魄力。 1910年,上海滩发生了外国金融骗子哄抬造成的“橡皮股票”风潮,不少人被卷入并蒙受巨大损失。夏瑞芳投机失败,个人带商务共损失了近13万元。 张元济此时正在欧洲考察,商务同人请他回国处理,他复信说明不便马上回程,并特别指出:“对于公司,宜示外人以镇静,而自己宜竭力筹备一切办法,宜主收束。”回国后,他一面批评夏瑞芳冒险投机,一面从大局出发,全力说服股东,并与日方合资人协商,对夏所借款项降低利息、延长还本年限,增加夏的工资和应酬费,助他渡过难关。 不过,这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张元济从这一惨痛的事件中领悟到完善公司制度才是治本之策。往后,他主要从财政改革与机构整顿两方面着手完善管理。 在夏瑞芳私用公司资金之事后,商务又吃了不少苦头,香港、安徽分馆会计携款潜逃,夏瑞芳亲戚鲁云奇贪污,凡此种种,张元济表示“账房组织不能不改”,“会计制度缺点不少,宜聘有经验有学识者预备修改。”在张元济的倡导和努力下,商务设立了改革会计制度筹备处,他聘请经济学专家杨端六担任主任,终于制定出一套完善的新会计制度。 张元济在财政用度上非常节约。一位商务职工曾奉秘书科长张雄飞之命到张宅送信。信封是旧的,上面原有的“张雄飞先生收”几个字用毛笔涂去了,边上写“菊老亲展”(张元济字菊生,“菊老”为尊称)。信送回来,“菊老亲展”也用毛笔涂去了,在已涂去的“张雄飞先生收”的右上角多了一个米粒大的小三角。一个信封用了三次。但是,对公司发展有益的事,张元济不会吝惜多花一些钱。英文部提出添购打字机时,总经理高凤池反对,张元济指出,当用者不能视为“豪奢”。 1914年1月10日傍晚,夏瑞芳遇刺,伤势过重去世。张元济从此失去了一位心心相印的事业伙伴。翌年,张元济被推为经理,他的工作不得不更多地转向管理方面,这使他成为总揽商务全局的关键人物。 上任不久,张元济感到了不对劲。人称“书生派”的编译所和“教会派”的印刷所、发行所,本来有元老夏瑞芳从中斡旋,业务联系还算正常。夏去世后,三所互不买账,“三足鼎立”的情形,使张元济的计划常常受到牵制。恰在此时,袁世凯解散国会,张元济的密友、原为国会议员的陈叔通应邀进了商务。在陈叔通的协助下,张元济作出了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建立“一处三所”的领导体制,由陈叔通主持总务处,有力地促进了三所的协作,使商务迅速走上现代化企业经营的轨道。 完善公司制度之外,张元济一直在为公司用人之事操劳。他一向的主张是,退无用之旧人,进有用之新人。然而,旧社会子承父业仿佛天经地义,商务的老员工之间也大都存在裙带关系。张元济十分反感这种风气。 商务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鲍咸昌,有意调其子鲍庆林担任印刷所副所长,张元济认为不妥,找他谈话,鲍氏“辞色愤懑,甚不谓然”,把张元济搞得很尴尬。随后商务首席会计王莲溪也找到张元济,称鲍某的儿子可以进公司,他的儿子也要进来,凡重要职员的儿子都可以进来云云。张元济见他蛮不讲理,气愤地当即驳斥:“人人都有儿子,都要进商务,那还成什么话!” 张元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留美学成归来,为谋职事与父亲作过一次详谈。张树年回忆,父亲明确地告诉他,他不能进商务,自己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还耐心地分析了儿子进商务的不利。最后,张元济对儿子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历史文化学者刘厚生对张元济、张謇这两位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实业家做过一番比较。张謇的企业虽然超过了商务印书馆的规模,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20年代即宣告破产。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謇对企业实行家族式经营管理。刘厚生感慨:“张菊生之于商务馆,叶揆初(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之于浙江兴业,其局面不及南通(张謇为南通人)而能为事求人,殊可佩仰也。” 铸造文化教育集团 许多人都认为张元济是出版家、企业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和总经理的陈原则更认为他是思想家:“几乎可以说,为了实现‘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理想,他将当时能用上的传播手段都用上了,其构建的‘文化教育集团’之架势,就在今天来看也是超前的,而张元济在上世纪初就已经做了,并且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配合新式教育对师资培养的需求,商务斥资创设的第一项文教公益事业,就是1905年8月正式开办的小学师范讲习班。翌年开办第二届时,还增设了供师范生实习的附属小学,后来发展成闻名上海的“尚公小学”。 师范讲习班的具体教务和事务主要由张元济负责,这使得他从中获得不少有关师范培育的实际经验。1910年,从欧美考察归来的张元济,有感于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的成就,发起成立规模更大的师范讲习社,为社会输出了近两千名合格的教师。 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则为一大批职工和社会青年提供了进修的机会。两所机构,都由张元济兼任校长。 甚至对电影这一新兴文化产业,张元济也没有忽视,在他的张罗下,商务成立了活动影戏部。1920年春,梅兰芳率剧团来上海演出,活动影戏部为他拍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梅兰芳几十年后回忆此事,依然很兴奋,他记得“馆里的负责人张元济先生还到场观看”。张元济爱好不多,戏曲可算一样。一连数小时,张元济端坐着,陶醉于梅兰芳的精湛表演中。 电影艺术家杨小仲回忆,试映时,商务许多重要人物都来观看,赞赏不已。影片后来销往南洋各地,看见祖国传统戏剧登上银幕,华侨们纷纷叫好。 如若说商务发展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在出版界可称并世无二,那么不惜耗费巨资兴办东方图书馆,也唯有张元济一人具此胆识。 东方图书馆的雏形是商务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1909年,资料室置备的书籍已有一定规模,张元济便在此基础上设立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 张元济自号“涉园主人”。涉园是张元济的九世祖张惟赤藏书的地方,嘉道之际,江浙不少学者如鲍廷博、黄丕烈等,都叩访过张氏涉园,借书校雠。在他的心目中,涵芬楼可说是涉园的延续和发扬光大。涵芬楼创设之时,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自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可见张元济苦心经营涵芬楼的目的不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图书馆,使无数的读者直接受益。 到了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创设公共图书馆的夙愿终于实现。1924年,一幢五层的大厦,在宝山路商务印刷总厂对面建立起来。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转移到了三楼。图书馆被命名为“东方”,“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 东方图书馆开馆后,每日下午定时开放,供公众阅览。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就曾是直接受益者。数十年后,他深情回忆道:“进‘东图’看书,要纳两个铜板的入门费,连同来回的车资,大约用掉一毛钱,可是对我这个矮矮个子的学生想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合算的事情了,因为每次都能读到不少想读而不能或无力备有的书,笔记本上总是密密麻麻的,‘满载而归’。” 八年之后,厄运降临。 1932年1月28日,日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地区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的野心一时难以得逞。但是日军并不就此罢休。次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接连向商务印刷总厂掷下六枚炸弹。 商务同人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印刷总厂及尚公小学在烈焰中全部化为灰烬。 2月1日,日本浪人又冲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五层大楼成了空壳。 漫天纸灰飘进张元济的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住宅中。面对此景,张元济潸然泪下。 他对家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1932年淞沪抗战中,被日军焚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但张元济并未屈服。 “平地尚可为山。”他在复胡适慰问的信里发愿,“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1933年,张元济聘请社会名流成立复兴委员会,计划募集资金和图书,他本人认捐一万元。募集的物资逐渐有了一定规模,本来已经预备在1937年重建新馆。 战乱无情,这个计划终究还是被判了死刑。 为古人续命 神州多故,旧籍沦亡。 清末民初,中国古籍散佚空前严重。一大原因是列强的介入和巧取豪夺。此外,随着西潮席卷,旧学、古籍遭到空前的冷遇和抨击。处于这样的风气之中,许多古籍珍本濒临灭绝。 一批有识之士“慨然于旧书之将绝”,大声疾呼抢救古籍,保存国粹。张元济不仅深有同感,更有切肤之体验。 1906年,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藏书家陆心源所筑的皕宋楼传出典藏待售的消息。张元济获悉,与夏瑞芳商量,准备从公司40万元资本中抽出8万元购买这批珍籍。但因陆氏后人索价10万以上而未能成交。张元济无奈之中,只好答应立即筹款,并晓以大义,劝对方切勿卖给日本人。 张元济进京游说管学大臣荣庆拨款购买,由京师图书馆收藏,但荣庆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好不容易把款项凑齐,陆氏已经把大量藏书以10.8万元之价卖给了日本财阀岩崎。日本著名的静嘉堂文库,就以这批藏书为基础创建起来。 这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大损失,张元济“每一思之,心为之痛”。正是基于这种沉痛,张元济以巨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到古籍抢救之中。他曾用“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来概述他抢救善本古籍的漫漫长路。 张树年回忆,父亲“爱书成癖”,走进上海四马路一带的旧书店,就一头扎到充溢着霉味和灰尘的旧书堆里翻检,如同沙里淘金,流连忘返。 经过张元济多年的苦心搜罗,商务涵芬楼藏有的古籍善本与珍本已甲于东南,即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 “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不同于旧日学者藏书往往密不示人,在民族文物凋残之际,张元济自有一份让古籍流通的使命感。 到了1916年,商务的营业获得巨大进展,闲置资金充足,出版古籍的时机成熟了。张元济于是着手辑印了《涵芬楼秘笈》。 在这套丛书出版前后,张元济构思出版一更大规模的丛书,即《四部丛刊》(原拟定名《四部举要》)。这部丛书计划收辑我国古籍中常用、实用的种类,并且要选用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版本。 张元济请来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徒弟孙毓修当助手。丛刊的书目,由孙毓修提出,张元济订定。 为聚合众本,张元济几乎与所有新老藏家建立了借书、校书的关系,海内名家听闻《四部丛刊》的计划,纷纷响应,各出珍藏。《四部丛刊》中所收的私家藏书达二十余家,其中包括堪与皕宋楼媲美的瞿氏铁琴铜剑楼。 “书贵初刻”的原则,贯穿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始终。《四部丛刊》一出版,就被推为中国图书史上的“四大编纂”之一,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并称。 1928年,张元济远赴东京、京都,访得好些汉籍珍本。为精益求精,他决定重印《四部丛刊》,不惮烦地将初版中21种未尽善之本抽换,增补了44种书的缺卷、缺页。商务印书馆的长期掌舵人王云五说,菊老平素为人谦逊,对版本学他却是“不愿以第二人自居”。 《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续古逸丛书》,《孤本元明杂剧》……张元济一生辑印的古籍丛书不下12种。个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只有在跟老友傅增湘通信时,张元济才吐露,“工程之难,为从前竟未想见。”这一浩大工程,是指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古书的各种版本传下来多有残缺漫漶之处,将不同残版拼成完整书板印制而成的书,称为“百衲本”。 辑印《衲史》的初衷,在于“补殿本之罅漏”。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存在大量的脱漏、妄删之处。 张元济志在一扫前书之阴霾。 《衲史》的校勘成就是文献学家公认的。国学大师张舜徽称赞“它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文献学泰斗王绍曾说,“无论从《衲史》校勘的规模,或者从校勘认真的程度来考察,都是明清以来汇刻全史所从未有过的。” 张元济在校勘过程中写下《衲史校勘记》稿本一百数十册,后选录了164则编成《校史随笔》出版。196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11种直接用《衲史》作底本,并大量利用了《衲史校勘记》的成果。 除了校勘,张元济还把很多精力灌注在描润上面。 用粉笔在底样上修饰,再用朱笔弥补断缺笔,这一精细不亚于篆刻或绣花的过程,有一个雅致的命名——“描润”。描润时,张元济对每一道工序事必躬亲,笔画的肥瘦、填粉的厚薄,一丝不苟。描润的人有时将避讳之字当成缺笔填补,张元济总校时发现错误,便谆谆告诫,引起描润者的重视。 《衲史》出版始于1930年,原计划到1933年全部出齐,不料“一•二八”灾难降临,原存底板毁于一旦。令人感佩的是,劫难过后,张元济不要求恢复校史处,在家里从头开始校勘《衲史》,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忘却了自己的年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看见他,他都在伏案忙碌。他的视力为此受到损害,医生嘱咐他不能再长时间用眼。 但他仍靠点眼药水支撑着。 四年多的夜以继日,终于让剩余的十九史赶在1936年出完。联系到后来延绵不绝的战祸,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十余年后,张元济感慨:“影印之事,如果早十年,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不可以做;迟二十年,物力维艰,就不能够做。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可是于甄择既定之本,尚未版行,而碰到嬴火横飞,成为灰烬。这又是多么不幸啊!幸与不幸,真可为长太息者也。” “天留一老试艰难” 八年抗战,王云五一度将商务总管理处迁到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迁往重庆,张元济则与董事会留守上海。由于商务停止分派股息和恶性通货膨胀,张元济感到“生计日绌”。 他售去住了二十余年的极司非而路住宅,卖掉多种珍藏的古籍,换成桌上的饭菜,最后仍难以维持,只好通过鬻字补贴家用。 个人家庭景况尚且如此,商务印书馆作为巨型文化机构,其艰难更不必说。1939年,商务发生怠工事件,张元济颇感棘手,曾劝王云五来沪主持馆务,建议未被接受。第二年春,工作头绪愈加纷繁难解,张元济毅然亲赴香港。张树年因工作原因无法随行。 这位73岁的老人,独自在军舰横行的海上往返。 年底,张元济患病住院,做了两次手术,亲友们都很关切。病愈后,他作诗以示谢意。实业家、藏书家叶景葵的和诗中有两句:“人与百虫争旦暮,天留一老试艰难。”道尽其中沧桑。 1942年初,几名日本人坐汽车来到张宅门口,其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下车,递进一张印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片求见。张元济正在写一幅册页,看了名片,从书桌上随手取了一张便条,写上“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字,让张树年拿到楼下交给他们。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张元济曾编印《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在序言中,他反复强调,自古以来“尽职”“知耻”“报恩”“复仇”的志士仁人,应该“作我们的榜样”。“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1945年初秋,傍晚。张元济饭后在阳台的藤椅上纳凉,发现有些异样:东邻不远处是一所西洋人的俱乐部,在日军进占租界后,沉寂久矣,此时却灯火通明,乐声悠扬。 他心下明白,日本投降了。 对于一个历经国难的老人来说,幸闻胜利,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然而,他在额手称庆的同时,始终清醒地怀着一丝隐忧。他曾平静地对家人说:“不要以为天亮以后就有好日子过,国民党的味道也不是好尝的。” 不幸的是,这些话语旋即成为触目惊心的事实。一批又一批国民党“接收大员”从内地涌向日占区,以各种名义接管包括工厂、运输车辆、各种原材料甚至电话机在内的“敌产”。 张元济在当年9月30日致王云五的一封信中说:“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至一二倍,凡属新贵,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 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物价指数直线上升,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政策不仅没有“致民于生”,还无往不在“致民于死”。 此种环境下,出版界乃至文化界万马齐喑。 无人能阻止商务印书馆的躯壳在内战的炮火中愈发残破。到1948年,商务已债台高筑,出版能力严重衰退。经理李拔可给张元济的信上说:“闻公司年终负债已达三百亿……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董事会第476次会议上又议及:“公司现在出版新书印刷费用过昂,成本收回不易,嗣后凡销路较滞或分量过重者,可暂勿出版。”出版新书竟成为奢侈之事。 一贯低调的张元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多年郁积的悲愤。 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前排左起:萨本栋、陈达、茅以升、竺可桢、张元济、朱家骅、王宠惠、胡适、李书华、饶毓泰、庄长恭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会议上的那番“石破天惊”之语,是他最真挚的心声。他是第一位发言人。在致辞中,他先沉痛地回顾了甲午、戊戌、军阀混战以至八年抗战的历史,然后话锋一转,毫不留情地谴责起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来。 谁也没有料到,张元济会在国民政府主持的“学术文化盛会”上这般直言不讳。散会后,胡适在汽车中说:“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吧。”但他不管这些,后面两天的会议,他不再参加,连蒋介石的宴会也托故谢绝。 张元济把这篇讲话的内容印成小册子,取名《刍荛之言》,分赠各院士和友朋。费孝通说:“没有任何颜色的帽子加得上张老先生的头上,他的苍苍白发保证了他除了悲天悯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张元济对政治的批评,出自他多年来对和平的渴望及抗战以来的切肤之痛。他从来都不是政治家,他所关切的,仅仅是文化的兴衰与国家的未来。 195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实行公私合营。至此,张元济已经和商务一起走过整整52个年头,他毕生所尽瘁的事业有了一个“交代”。 1954年,张元济全家合影 仁山智水 张元济为自己刻过一枚“戊戌党锢孑遗”的图章。 暮年时,合众图书馆总干事顾廷龙和学者蔡尚思、方行来到张元济的床榻前,请他鉴定谭嗣同的一份手稿。张元济一面鉴定,一面用手在颈间比画,表示谭氏是被戮就义,忽然又气急难言,老泪纵横。 自戊戌失败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张元济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名不入公门”,是他的信条。 1919年4月,孙中山派人送来《孙文学说》部分手稿,希望由商务印行。当时孙中山仍是个敏感人物。张元济与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商量后,主张“不如婉却”,故当即“交还原稿,告以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以抗,只可从缓”。由1916年商务曾向孙中山领导的运动捐助5000元可以得知,张元济并非与孙中山特别对立,他只是力图避免介入政治纠葛。要把商务建成中国真正的“公共事业”,便绝不能做政治的附庸或某一党派的喉舌。 一向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张元济,却在1956年致信蒋介石,劝其效法五代时吴越国的钱武肃,纳土归顺,完成祖国统一。 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向我解释其祖父的心迹:“他一生爱国,戊戌失败,使得他想通过和平改良的愿望受挫,对清廷十分失望、对慈禧十分厌恶,他淡出了政坛,与官场保持了越来越远的距离。1914年,他的好友和亲密的合作者夏瑞芳被陈其美等披着革命外衣的流氓暗杀,他更对国民党深恶痛绝。直到1937年,国民党投入了全面抗战,才对之有所好感。胜利后,他们继续搞内战,民不聊生,张元济又很反感。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看到了国家统一(台湾除外),和平建设开始,他几十年的愿望得以初步实现,他对政治的热情重新高涨。所以他一生对政治的态度是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抛物线。这就可以理解他1956年写信给蒋先生的心态。” 张元济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和第一届政协会议,他后来对张树年谈及自己见到毛泽东后的感想,“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有希望了。”张树年说,只要能使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老百姓做好事,父亲就拥护,这是很朴实的想法。 1949年9月,张元济应毛泽东之邀同游天坛 政治之外,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事件里,体会张元济的仁心。 1927年,张元济遭遇了一生中最惊险的劫难。一日傍晚,一辆汽车在路边猛地停下,车里闪出五条黑影,疾步走到张宅庭院前。佣人刚开门,他们就持枪冲上了楼。张元济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刚想起身问话,一人已用手枪抵住饭桌旁的张元济侄子张树源。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张元济:“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他们架起张元济走了。 这是一伙绑匪。翌日,他们声言索价30万,以为商务是张元济的私产,还说他给女儿的嫁妆就值30万。 张元济当即大笑,让他们派人调查。 此后,赎金减少到20万,后又降至2万。张树源与绑匪头目接洽,最终靠典当、借贷,凑足了1万元。经过多次谈判,绑匪们也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只得答应了结。第六天晚上,就用汽车把张元济送了回去。 张元济后来回忆过事件中的两个细节。一是他当时穿的毛衣有破洞,看守们很惊讶,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一名年纪稍大的看守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药方,那绑匪感动得掉了眼泪。 当时社会不安定,良民迫于生计沦为盗匪,并不稀见。张元济谈到他对绑票的看法:“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这位历经劫难的老人,自然流露的,是恕道。 在盗窟中,张元济还作了十首七绝,读来“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其一吟道:“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蘧蘧。” 张树年说父亲有两件事,如果换他绝对做不到:一件是辞去南洋公学总代理,加入商务;另一件是刚到60岁就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退居二线。他认为父亲这两个选择都超越了时代,前者冲破了翰林与工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阶层界限,后者则率先建立了退休制度,主动为贤者让路。 这些选择,确是人生不易到之处。 (感谢上海文史馆馆员张人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商务印书馆营销策划部主任王永康为采访提供的帮助。主要参考文献:《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王学哲《艰苦奋斗的岁月(1936-1948)——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柳和城《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张荣华《张元济评传》,周武《张元济的“失踪”与再发现》,商务印书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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